【独家】杰弗里·萨克斯：特朗普认为美国问题都是别国导致，中国成“头号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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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3月24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第39期重阳论坛在北京举行。“休克疗法之父”、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教授，主题是“中国与世界的70年：过去、现在和未来”。本次对话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主持。杰弗里·萨克斯在对话中表示，特朗普总统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美国出现什么问题都是其他国家导致的，不是自己的问题，他让中国成了“头号替罪羊”，这个心态非常危险。本文根据速录整理而成。
王文：星期五晚上发的公告，周日早上就有超过200多位朋友来听讲座，可见大家非常热衷于学习。我想，这也是中国过去40年、过去70年能快速发展和快速崛起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世界上学术界、舆论界的讨论还没开始。今天这场讲座可谓关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
今天参与讨论的两位思想家，一位是来自美国的杰弗里·萨克斯先生。1954年他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学士、硕士、博士都在哈佛大学毕业，1983年29岁就成为哈佛大学正教授，此后他提出很多经济学思想，很多书都翻被译成中文，比如《贫困的终结》、《共同财富》等。中国人对他最熟悉的一点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休克疗法”，很多关于前苏联时代和拉丁美洲国家转型时期的改革方案，都受杰弗里·萨克斯教授的影响，当时在全世界声名鹊起。他也拿过很多奖，《时代周刊》连续两年把他评为“世界百年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纽约时报》还评论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现在他就差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相信一定能实现的，因为他的经济学理论太重要了。另外一位嘉宾是我的老师、领导，更像我们的前辈谆谆教导。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非常敢于讲真话。他就是努力推进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吴晓求教授。
首先请杰弗里·萨克斯先生做主题演讲，之后请吴晓求教授做点评。随后他们进行20-30分钟左右的对话，剩下时间接受各位的提问和互动。下面，我们有请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做演讲。
杰弗里·萨克斯：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愿意在周末的早上听我的演讲，我也非常期待这样的对话。我相信，在发展过程当中积累的经验，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都可以成为探讨的主题。在历史发展进程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独特的挑战，这对于国家和世界来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会探讨在全球范围内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对于全球来说，这都是个关键性的话题，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定义一些基本的经济战略层面的话题。
中美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有相似性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要达到经济的增长，社会公正以及环境承载之内。这三个元素之间的平衡是最大的挑战，是所有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和美国在发展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很多相似性。
中国在过去40年中取得了长足的经济发展，巨大的经济成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就经济规模来说，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来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五年之前就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和美国一样，中国现在也面对着两大重要挑战。其中一个挑战就是收入不平衡。有一些数据，比如基尼指数就反映出了一点，这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何保证经济的发展是公平的，能够惠及全国所有人，这是有待应对的挑战。
第二大挑战是和环境相关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损害环境作为代价的。中国的环境污染影响到的不只是中国本身，而是全世界，所以我想指出的是，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
在美国，情况非常类似。美国算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不平等现象也尤其突出。社会底层的人都饱受疾病之苦，生活得不到保障，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甚至平均寿命都比较低。而与此同时，美国又面对着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巨大。
所以，中美两国在面临的挑战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双方可以实现互学互鉴，但到目前为止来说，还没有看到一个可以明显借鉴的模式。我们必须要找到新的发展模式，找到新的发展理念，没有办法照搬某一个国家的经验；或者没有一个现成的方案可以套用。
所以，现在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适合可持续发展。
简而言之，我认为，需要在中国和美国都进行创新发明，要找到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这种模式历史书上没有，教科书上没有，需要我们另辟蹊径的。
中美都首先需要能源转型
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框架有哪几大特点呢？
首先，我们需要一种混合制的经济模式，有市场也有政府。一定程度上需要市场经济作为驱动，但政府也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已经是这样一种模式了，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既有优势，但也需要做出一些重大调整才能够让政府和市场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二，可持续发展要求很多的结构调整，结构转型。首先，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是最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现在所有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作为主导的，但这种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所以，中国必须要实现能源体制的重大转型，而且速度要快，步幅要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环境的健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环境的安全，真正应对气候变化。
能源转型要求减少煤、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使用，更多地使用新能源，包括水利、核能、太阳能、风能，以及其他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一次能源。但问题就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点？
在美国，对煤炭的依赖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我们对化石燃料依赖程度比较高，我们的空气的污染没有中国这么严重，但二氧化碳的排放几乎达到了中国的1倍。所以，我们两国的经济都是需要重大的结构调整，实现真正的能源转型。怎样才能够实现呢？在我看来，一定要政府和企业都发挥自己的作用，政府一定要搭台，比如规划阶段就要为能源转型设立框架，与此同时，私营企业也一定要以创新的方式提供低成本的太阳能、风能等可持续能源作为基础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公有部门和私营部门要各司其职。
中国的规划非常有效，这点上美国有劣势
我们面对的建制方面的一个现实是，需要进行长期的规划才行。其实中国的规划一直都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大家也已经知道，中国正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但规划制定只是以五年作为周期的，而整个能源转型可能涉及到的是未来20-30年的长久大计。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整个机制层面需要考虑的，需要什么样的机制框架才能够真正地带来结构性的转型。
美国并没有非常完善的全国层面的规划程序。在华盛顿，美国的联邦政府并没有像中国的发改委或者有一个规划部门。如果说华盛顿在做什么规划的话，肯定会有人提出质疑，会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但我们需要调整美国人民的心态，告诉他们，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是需要具有前瞻性规划的。而美国的一个劣势、弱点就是，他们都有点理想主义，认为政府就不应该做任何的规划。实际上没有这种规划的话，我们不可能为结构转型做好准备的。
可持续性发展需要实现六大转型
当我们在研究可持续发展这个问题过程当中，我们指出六大转型是必须要实现的。只有实现了这六大转型，我们的社会才能够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一点，那就是实现能源的转型；第二个所需要实现的转型的是，土地使用的方式必须实现转型，我们要更好地保护水体、土地、土壤、森林和生物多样性，因为大部分国家并没有持续的土地使用战略，至少现在没有。中国正在制定这样的战略。但在过去40多年当中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污染，导致了大部分的河流、海岸和土壤都受到了污染，污染程度在世界方面都是比较高的，这对转型方面是个重大的挑战，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美国来说也是这样。
第三个转型当中的挑战，就是高质量的教育，同时要达到更高素质的教育。中国有非常坚实的教育体系和系统，有知名的大学，非常棒的研究员，还有更多在教育方面的努力。所以，中国在全球教育当中是发展最快的。中国已经达到全球高质量的发展水平，可以和美国并肩，这是让人非常高兴的事情，因为不仅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可以带来未来技术的解决方案。创新研发机构一方面有市场主导，另一方面有政府驱动。在我看来，一个创新的生态系统是由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主导的。
第四个转型，关于医疗卫生和全民健康方面。我们相信良好的全国医疗卫生条件很有必要，尤其面临老龄化社会，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医疗卫生的生命周期服务。中国现在正在应对这个问题，就和美国一样。中国有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卫生部门和机构。有一些卫生部门的领导告诉我改革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体系太复杂，太庞大了。医疗卫生更良好的服务提升是个挑战，还包括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不够健康，走路不够，运动不够；同时，我们的饮食结构也是愈发不健康。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大量的肥胖人群也是个提醒，因为成年人口40%都是肥胖线以上。很多中国孩子也有发胖的趋势。为什么会这样？最主要的是缺少运动和健康的饮食习惯。当1981年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每个人都骑自行车，没人开车，那时候的中国人看上去比较瘦，当然吃得也不太好。现在时代变了，自行车还是有，但不像以前那么多人骑了，现在中国人也开始吃美国餐。
第五个转型，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中国基本上城市化了，在这个世纪中期很快能达到80%、90%的城市化率。问题是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城市呢？有一点毫无疑问，100万人口以上的150个城市，需要更多人性化的设计，让城市变得更加宜居。城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由市场主导的活动，必须由人来完成，因为城市就是由人所规划的网格设计。
第六个就是数字化社会的形成。中国实际上已经是互联网最普及的国家之一，中国也在告诉别的国家如何有效使用微信，如何通过手机来付款，一切都在电子化，都是由中国所引领的。我们开发的数字系统要有利于人民的同时，还能够保护人民的隐私，提供更好的服务，也能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技术和能力来解决贫困，确保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医疗、教育、清洁的空气、可再生能源等资源。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以上的这些目标。中国没有完成，美国更是没有完成。
金钱主导的美国不关心可持续发展
在美国，从一种完全资本化的经济模式要进入可持续化的经济模式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处在受金钱主导的权力结构之中。金钱是首要的任务，这样一种考虑已经超过了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因此，在美国，我们也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也忽略了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同时，也忽略了经济和平等之间的关系，因为美国的政治体系，至少现在还是主要由有钱人或有势之人主导的，而不是平等民主的每个人所决定的，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政治层面的挑战。
特朗普总统可能是我们有过的，在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届政府，因为总统完全不在乎我刚才讲到的这些信息，同时他手上的这些权力，会考虑的是现有主导人士的利益，包括污染者、制造者和有钱人。所以，这是来自于政府层面的挑战，至少我自己还在不断地努力，希望能够未来看到不一样的政府，明年就要进行大选，政府是否转向可持续发展，而不是让亿万富翁变得越来越有钱；同时，还会影响整个气候的变化，因为这是特朗普不太支持的一个事业。这也是政治层面上的巨大挑战，也是经济结构上的挑战。
现在出现了问题，我们如何找到钥匙来解决这个问题？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经济层面进行合作。所有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都应该促进这种结合了增长、平等和环境三合一的合作，并采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尽管一些政府采纳了联合国的目标，不见得他们就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美国政府现在对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是完全不关注的，特朗普总统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可能更关注推特吧。所以我们希望新一届的政府能采取不同的措施。
美国的老大心态让中国成了“头号替罪羊”
原则上来说，现在面对的挑战是世界性的，各国应本着这个目标一起来合作，而且通过合作，我们能做很多来共同加速进步，真正地实现能源消费当中零碳排。事实上，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提供支持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现在美国正在对中国发动经济方面的攻势。好在到目前来说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在美国，政治领导者的心态就是，美国应该永远都是全球老大，他们觉得只有这种方式世界才能公平。后来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美国公众来说，看到中国快速的崛起，还是比较惊奇的，因为毕竟看到中国经济发展这么迅速，技术发展这么得迅速，都让美国人吃了一惊。
我个人的观点，这其实是件好事。这样我们反而多了一个合作伙伴，可以和中国一起共同解决很多难题，比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减贫的问题。很不幸的是，在美国大部分人的心态就是“妈呀，现在中国成了我们一大威胁了”，而且在媒体当中，甚至有人把中国描述成为美国的敌人。但这主要是在心理层面的问题，并不是地缘政治上真正存在的现实。很少有美国人是真正来过中国的，大部分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只有少数精英真正和中国有过接触。
所以，政策制定者就很容易说服民众，说中国现在是我们的敌人，特朗普总统就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在自己的政治宣传当中，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美国出现什么问题都是其他国家导致的，不是自己的问题。现在他让中国成了“头号替罪羊”，这个心态非常危险。
人们往往都会在内心划分阵营，非我即你，但这种心态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但这种心态现在就存在着。因为如果美中两国关系出现敌对，有可能擦枪走火，甚至最终失控，就像冷战阶段美苏之间的关系，几乎就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持续了大概40年。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在中美关系走到这一步。
我希望，美中紧张势态可以缓解的一个方式，就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自己的领导力，成为明确的领导者，来解决世界的问题，帮助世界来应对一些重要挑战。有一大领域，在我看来，是中国可以发挥领导力的，那就是“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希望和亚洲、欧洲合作，来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加强互联互通，这是个很好、很高尚的倡议，但实施过程中一定要得力，项目的设计和落地一定要做得非常好。不能说一个项目最后做到一半就破产了，到最后没有办法保证服务的质量。
“一带一路”倡议在落实过程当中应做好可持续发展的示范，比如中国和邻国进行能源体制转型，不要再大力发展煤电，不要再兴建天然气管道，而是大力地发展风电厂、水电厂、太阳能发电厂，清洁能源。中国会使用自己的先进技术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降低污染，以更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土地，获得高质量的数字技术服务。如果真正能够实现的话，我相信将会让全世界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努力、勤劳、智慧和省钱，而是因为中国也是一股正能量的传播者。而且在我看来，中国的崛起确实有利于世界。谢谢大家！
吴晓求：
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是我年轻时就非常景仰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1983年就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我1983年正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所以他是我的老师辈的。
我刚才认真听了他的演讲，坦率地讲，我非常赞同他的几乎所有的看法，他的演讲体现出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以至于对社会的关心，对未来的期待。尤其谈到中美两国在未来共同面临的几大问题。
中美两国未来共同面临五大问题
第一，公平问题。刚才我查了一下，中美两国官方基尼系数非常接近，美国提交给世界银行的基尼系数0.46；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46-0.47之间，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从官方关于贫富差距公平来看很是接近的。一般说来，超过0.4就意味着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差距，过了0.5到了0.6就可能会出现某种危险。
第二，环境问题。中国的环境挑战大于美国，因为中国的发展相对落后，中国的能源结构都是以煤炭为主体的，煤炭对环境的污染是非常直接的。中国经济发展，虽然40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就是环境的严重破坏。我们未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去弥补这个代价。
第三，创新挑战。可持续发展最核心的是创新能力，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决定了他的经济可持续性，中国在过去40年高等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工程师，使我们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中国也培养了一大批懂得中国国情的经济学家，他们认真设计好了中国每一步的改革方案。当然，现在我们面临着更加艰难的挑战，对中美两国来说创新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育。
第四，健康问题。健康和环境有关系，尤其谈到食品。
第五，中国经济发展的进度。到2018年，中国的GDP刚刚越过90万亿人民币，美国2018年经济规模刚刚超过20万亿美元，按照现行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大概只是美国的66%-67%。当然，近百年来我们人均GDP第一次接近人均1万美元，这是改革开放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成就。
对美关系应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
杰弗里·萨克斯教授还谈到中美的关系，我非常赞同他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和判断，中国年轻一代，也包括我们这一代，整体上看说向西方学习，其本质是向美国学习，我们推动的开放最重要的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因为我们要通过开放向发达国家学习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国人善于学习，知道哪些东西对他有利，学过来之后再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创新，但基本的原理仍来自于发达国家。我们构建市场经济的架构，推动中国金融的现代化，实际不自觉地都在看看美国是怎么做的。
过去40年，中国人虚心地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而且年轻一代多数都会选择去美国留学。这两个国家有很友好的基础，它们之间不构成任何敌对关系，友好的竞争是正常的，朋友之间也会竞赛，但不要搞敌对性的竞争。如果是战略性的对手，那就要想方设法把你搞垮的。中美两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对我们国家大的政策不了解，但我个人认为，中国对美关系应该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如果让我来理解。因为中美关系搞好了，中国外部世界的环境就搞好了。
杰弗里·萨克斯教授还专门从他的演讲里体现对公平的渴望，体现出对普通大众的情怀，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代表人民大学对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来访问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70年中，前30年我们走的是计划经济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的确有个如何建设这个国家的重要任务，我们当时对搞经济建设不太有经验，学习了苏联一整套做法。前30年我们实际上是探索。后40年，我们实际是进行了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前30年也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包括20世纪50年代那56项大工程，对当时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初步基础。不过，我们没有注重经济的规律，30年了，老百姓、人民的生活还没改善，大家还处在饥饿的状态。如果一个国家土地也很肥沃，资源也很丰富，老百姓也很勤奋，建国都30年了，却还没解决饥饿，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是有问题的。
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首先要把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解决。所以，如何解决饥饿成为当时那代领导人的最重要的任务。小平同志领导我们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小平同志第一个出访的就是美国，他到美国进行了系统地考察，最后发现要推动市场化改革。
刚才我专门问了杰弗里·萨克斯教授，你对中国的改革怎么看？他说非常非常成功。中国有两点必须坚持，一是坚持市场化改革，其核心就是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只要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实际就是在朝着市场方向推进。这个方向始终是没有变的。第二个坚持就是中国的开放政策没有变。中国的开放是渐进式的开放，中国的改革也是渐进式的改革。我们的改革有两条途径，一是休克疗法，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所确立的，他的体系有它的意义；二是渐进式的改革。我们走的是渐进式开放的道路。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开放让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文明社会接轨，向发达国家学习，这就是方向。
另外，人民币应该成为可自由交易的货币，现在我们还在慢慢地推进。在金融的开放领域我们格外小心，因为我们也在思考，金融一旦开放，人民币一旦国际化之后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虽然人民币在IMF特别提款权SDR占了10.93%的份额，但并不代表着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市场的份额有那么高，只占第五位或第六位。所以，人民币成为全球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是我们未来显著改革的标志。这个实现了，我们整个金融开放就实现了。我想，这就是中国未来的目标。谢谢大家！
王文：国际上有这样的质疑，认为现代化、技术发展到了现在，进入了进步主义终结的年代。我的问题很简单，未来在两位先生看来会更好吗？
杰弗里·萨克斯：
有一点很明确，我们现在并没有到技术的瓶颈。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在提升，可以说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丰富的时代，技术的发展是丰富的，学习的知识是丰富的。在很多领域进步都是喜人的，我们也不应该认为，如果机器能替代人做所有的工作就是件坏事，因为如果机器能做很多人的工作，那说明我们放松、沟通的时间就更多了。让机器干活，我们坐下来喝喝茶、喝喝咖啡就好了。所以，未来我们追求更多的文化活动，实现自我的追求，开发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不是要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辛苦工作上面。
技术是双刃剑，一定要与和平齐头并进
我认为，我们未来甚至会取得更大的进步。但纵观人类的历史，技术永远都是一把双刃剑，技术可以造福人类，但如果落入恶人之手也会产生恶果。所以，新的技术如果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是一种选择，但如果落入军队之手，而且又用于作为屠杀的工具。其实这种双刃剑的效力在过去的几百多年当中一直都非常得明显。1839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因为英国先有了蒸汽机，比较有意思的是，蒸汽机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几百年都没有进行商用。后来英国实现了蒸汽机的商用，然后又实现了军用。当然，核能也可以作为民用，如果军队使用那就是摧毁性的。互联网增加了互联互通的程度，也增加了信息的分享，但也带来了网络战争。所以，我们要推动和平，要和技术齐头发展，而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有了技术生活就会变得很好，我们要为之付出努力。技术是没有边界的，可以带来更多财富的积累，只要我们做得好，用得对，我们的未来一定是更加美好的。
吴晓求：
技术的确是个双刃剑，就人类生活来说，未来肯定比今天要更加富有，更加便捷，更加快乐，空气会更好，环境会更美。我和萨克斯教授有同样的观点，技术当然可以造福人类的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但技术有另一方面，谁先拥有这些高新的技术，谁的欲望就越大，实际战争的可能性也会变得比较大。
我也在想，人类的技术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在进步，过去漫长的人类历史基本是在一条直线上，突然间，实际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社会突然间发生巨大的变化。过去几千年、几万年基本在一条平行线上，生活没什么差别，我们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和2000年前的中国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除了有个电灯以外基本没什么差别。
到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到最近互联网革命，把人类过滤到更加精密的信息化社会之中，它以更快的方式在改变人类的生活。
我最近收到几个朋友发给我的“畅想未来300年”，说到300年后的今天人是不会死的，可以把所有的基因植入芯片之后，你和我又重新出现。我一看这违背了自然规律，如果到了300年以后人不会死，也不会再生也很无聊的，天天见到的都是同样的人，也很恐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会觉得有点忧虑，我还是希望过自然的生活。
互动环节
问1：刚才萨克斯教授谈到中美关系的发展更多是心理上的问题，表层的问题，但在美国或中国有谈论脱钩的问题，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请问吴教授，在中国未来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彼岸或者方向应该是怎样的？谢谢！
问2：请问萨克斯先生，关于美国一直在推动的印太战略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
问3：请问吴教授中国是否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杰弗里·萨克斯：
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有两个进程现在讨论当中：第一，是美国的态度，认为中国是威胁，因为中国的规模太大，竞争能力太强，所以，美国想要维持住自己大国的地位，这是整体的战略观点。还有一个讨论或辩论，可能是更加贴近现实的问题，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技术体系迥异，两个迥异的系统如何能够合作、共存。
有一个问题，经济结构确实是有差异的，企业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应该是什么，补贴是什么。美国的观点，把它留给市场，但美国有很多关于工业的政策，但这些政策不会把它称作“工业的政策”，也不会承认美国政府其实给了美国这些公司国家补贴，只是贴了不同标签。因此这种话语体系的不同让整个谈判无法预测。而且特朗普总统也是比较特立独行的一届美国总统，至少他不像其他总统具有可预见性，甚至可以说最无知的总统，至少特朗普总统没有什么历史知识，也没有什么未来发展观。所以，如果他当总统的话，我没什么安全感，原因也就在这里吧。
至于说未来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认为，如果中国能保持克制冷静，不要反应过激，我们可能可以避免关系崩溃。应该努力避免中美之间的冷战，中国也应该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强沟通，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重要性，尽量能够避免采取单边行动，应该采取谈判的做法来解决问题。
此外，我和我的同事都认为，因为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支持可持续发展新的规则制定，而不是所有的规则都是关于贸易和市场的。
第一，我认为中国应该保持克制；第二，中国应该和其他国家加强通力合作，继续保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第三，中国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时能本着绿色发展的观点；第四，我们也应该和其他国家共同来讨论这些规则，并且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意来制定这些规则。
人为分成中美阵营是非常危险的
再说到印太战略，这是我的观点，首先，美国大部分人对印太战略没什么概念。美国大众对这个并不了解，和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关系。发生主导作用只是美国少数精英阶层，他们是在战略层面上做决定的少数人，并不代表大众。但在战略层面做决定的制定者当中，有些人确实受过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方面的训练，他们希望能推动美国战略和军事方面的主导地位，所以他们希望寻求新的联盟，通过这种联盟的方式能够对中国形成钳制，比方说让印度站到美国一边，让韩国、日本成为美国的联盟，对中国进行制衡，也就是把世界人为地划分成美国阵营和中国阵营。实际上这种心态非常得危险，正是本着这种心态才会导致战争，而且没有必要把社会划分成非黑即白，非你即我，我个人反对这样的思维。但确实是有一些安全方面的国家顾问的世界观就是零和游戏，有人赢就必须有人输，不可能是双赢的。
我不希望中美双方划定阵营，一个是美国主导，一个是中国主导的阵营，这是非常危险的，结果可能会非常得可怕。我们应该是有个开放的合作系统。我希望，中国能够和日本、韩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当然，现在中日韩关系也并不是那么得好，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而且出于对中国的恐惧，因为中国体量巨大导致邻国的恐惧情绪，作为中国的邻国，会觉得自己的安全必须要通过美国来进行保障。事实上，他们的安全应该通过合作体制来保障的。如果中国和韩国、日本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相信能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所以，我是希望各国之间加强沟通，而不是划分阵营。
吴晓求：
我非常欣赏刚才萨克斯教授的一段解释，如果美国社会都像他这样主张，中美关系会变得非常好。国与国的关系，包括经贸关系，谈判是基本的手段，不是制裁，不是恐吓，本来人类社会追求的就是相互尊重，我们觉得双方有益就做，都无益就不做，双方可以谈判。因为如果双方起冲突的话，都会有损害的。我非常赞同这样的精神。
恪守三点，中国就可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这位女士刚才提到“中等收入陷阱”这样大的命题。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是制度陷阱，当制度没有激励功能的时候，一定会退化。所以，中国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制度设计。一定要设立一整套的激励制度，不能再搞平均主义。搞平均主义，搞计划经济，走老路，我们会一定往后退的。我们必须要沿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第二，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只靠人口规模是不行的，还是要靠劳动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无非就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第三，要进一步开放，因为开放才能在全球配置资源，开放包括经济体系的开放，也包括金融体系的开放。
只要我们恪守了这三点，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没有问题，这方面我们还在探索，一定要保持信心。
杰弗里·萨克斯：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我也想补充一点，其实我完全不担心中国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有一个，创新体制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方式。而只要中国能够继续保持自己活力，继续推动技术创新，我相信中国肯定不会重复阿根廷和巴西的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在这两个国家，有两个现象非常得重要，一个现象是普遍教育水平比较低，大部分人长期以来教育程度都比较低，技术教育尤其缺乏。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理工科教育在这两个国家当时做得非常不好。
而现在中国技术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中国制造2025”的政策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因为中国已经找到最主要发展的重头戏，包括交通、半导体、机器人、人工智能、精准医疗、精准农业，并且不仅是计划，同时也会鼓励私营部门鼓励更多资源来发展这些领域。
接下来是高等教育、高质量教育，以及更加良好的创新体系，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再讲一个理念，社会是需要寻求一种平衡的，它不仅是追求财富，也要平衡大家的幸福感和全民的福利，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想法，因为它就代表着社会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更加高的价值的追求。这种良好的价值观是能够指导社会发展的。
我们现在极度接近危险的漩涡，因为赚钱是很具有吸引力的，而且很容易让社会的人失去自己价值的方向，忘记了要保护环境，忘记了全民的共同利益，忘记了整个社会发展。这是另外一个陷阱，美国没有在中等陷阱里，美国在富裕陷阱里，因为美国社会追求的目标就是“金钱”二字。这种思想我们就失去了社会的平衡感，无法保护我们的环境，无法救助低收入人群。所以，这种价值观也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价值观就可以避免各种各样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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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